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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龙的博客

济南刘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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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中国已有发生革命的危险  

2013-04-22 18:22:04|  分类: 政治、历史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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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后来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①⑧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


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


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天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郑永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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