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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龙的博客

济南刘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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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六位作家  

2013-04-18 08:54:01|  分类: 传统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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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写《历史深处话名著》这本书,我系统地研读了二十七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涉及的主要作家或编选家二十八人。从我选择的名著中不难发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史中,作家群所呈现的是一个金字塔状,用数字表示作家的多寡,即:3→8→13 。第一个数字,包含了周、秦、汉三朝,差不多有一千二百年的时间;后面两个数字,分别代表明清,两朝加一块,正好是周秦汉三朝的一半。

以文学的视角,如果把上面五个朝代进行一个切割,我们不妨称周、秦、汉三朝的古典文学为先典,称明清两朝的古典文学为后典。进一步去表述,我们也可以将二者分别称之为先典文学与后典文学。我们暂且不管这一说法的合理性,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我们就分别说说先典作家与后典作家对历史的贡献。

㈠先典作家

周·李耳  先典作家我只选取了三个人,即周朝的李耳与孔丘(即老子与孔子),以及汉朝的司马迁。读者或有疑问,你怎么把李耳、孔丘、司马迁给划入先典作家的行列了?需要解释的是,这基于我对文学的一个认识。传统观点,一说文学,掰着手指就老三样:小说、诗歌和散文。狭隘的文学定义,自然就排挤了李耳、孔丘与司马迁在文学上的地位。真正的文学,应该具有人文视野。反过来说,人文视角下的文字,皆属文学范畴,这其实就是大文学观。当今世界上,有很多理科大家,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学术随笔,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华人耳熟能详的杨振宁,其物理视角下的一些学术随笔,堪称文学典范。以人文的理念,回看李耳、孔丘与司马迁的作品,当然就更是文学的了。

先典作家的作品有个共同点,即论与述。李耳所著人文随笔《老子》,开口即论“道”。这个“道”字,时兴时衰,承载中国文化,走过两千多年。即便是今天的日常生活,我们评价一个人,仍旧载道而论,如评说谁谁,就说他的道德如何如何。一个人的道行,直接决定着社会对他的评价;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又直接关系到他立世处境的好坏。可有意思的是,何为“道”,却连李耳自己都说不清,那么他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当作一首诗来读,更为合适。

中国诗贵淡不贵浓,恰与西方诗反着。中国诗还有一个特点,即讲究空灵。毫无疑问,“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也是空灵的。解读空灵的文字,最好的方法是意会。相信没有人会想得到,《老子》竟然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在中国传播了两千多年。道家文化孰优孰劣先不去讨论,一个民族,循着自己的文化胎记,一倒扯就是两千多年,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李耳思想体系中,为人诟病的是,它培养了中国人模棱两可的处世习惯,断论是非,典型的结果是:甲是正确的,而乙呢,也不错。当然还有比这更值得批判的思想,比如李耳的“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就属于典型的帮凶论。

从道家的角度说,李耳完全是一个抛砖引玉式的人物,真正深化道家学说的是庄周(即庄子)。我们来读一段庄周关于“道”的文学描写。他说:

 

世间不过是一个超越感官、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定的本体。这个本体,便叫做“道”。道体是无限的东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蝼蚁里面有它,瓦壁里面有它,尿溺里面有它。要说有神吧,神是从它生出来的;要说有鬼吧,鬼是从它生出来的。它生出天地,生出帝王,生出一切。它自己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是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万物一体,说我是牛也就是牛,说我是马也就是马,说我是神明也就是神明,说我是屎尿也就是屎尿。道就是我,因而也就什么都是我。道是无穷无际、不生不灭的,因而我也就是无穷无际、不生不灭的。未死之前已有我,既死之后也有我。你说我死了吗?我并没有死。火也烧不死我,水也淹不死我。我化成灰,我还在。我化成飞虫的腿,老鼠的肝,我还是在。这样的我是多么自由呀,多么的长寿呀,多么的伟大呀。你说彭祖八百岁,太可怜了……那种有数之数,何如我这无数之数?一切都混而为一,一切都是“道”,一切都是我。这就叫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郭沫若著:《十批判书》)

 

庄周的文学式幻想实在是太丰富了,没有他的这番“悟道”,老子也就不成其为老子;庄周呢?也就无法成为老子第二。庄周所奉献给历史的,恰恰就在于此,他实际提出一个另类宇宙观。这看上去是多么的幼稚可笑,但能够提出万物为一的观点,在庄周的时代来说,已经是超前了。至少,庄周的文学触须,已经伸向一个陌生的领域,他为思维僵化的中国人,打开一个想像的空间。

周·孔丘  说孔丘是作家,好多人会有疑义。因为孔丘自己就声言过,他是“述而不作”。可也是,不写作的人,何以为作家呢?我想,我们对待孔丘,应有特例思维,也就是放宽视野来看问题的意思。今有口述历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论语》看作孔丘的口述文学呢?更何况,两千多年来,也没有人怀疑孔丘作为《论语》著作权人的法定地位。

摆定孔丘的文学地位,就该说说他的历史贡献了。单方面地说,我对孔丘有很多非议的地方;倘若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孔丘的影响,远在李耳之上。孔丘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他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根源,而李耳仅仅局限在道界。说得更大一点,孔丘的历史贡献,远远超出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能想像的范围——这个范围有三:文学方面他不仅有原创的《论语》,还整理了中国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史学方面他撰述了中国的第一部史书《春秋》;教育方面他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套用庄周的话来形容孔丘对中国人的影响,那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两千多年来,无论外来文化多么汹涌,新兴文化多么霸道,都无法取代孔丘的文化影响。

汉·司马迁  如果说李耳和孔丘是作家,还有勉强之感的话,那么冠司马迁为作家,则完全没有疑义了。大家都知道,司马迁的大著《史记》,本身就是一部大型传记文学,其中的很多篇章,还是文学名篇,如《赵世家》、《项羽本纪》、《李斯列传》等等。尤其后世根据《赵世家》改编的戏剧《赵氏孤儿》,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他几乎走遍中国,采乡里,访诸贤,这是《史记》充满文学意味的基础。而说到司马迁对历史的贡献,那就更不用说了——仅就历史课题而言,司马迁的贡献为中国第一。司马迁身后的史官、文人,但凡提及汉武以前的中国历史,所依无不以《史记》为首。

黄帝时期的人物,司马迁之前,少有载述。是司马迁天南地北地去民间采访,才有了姬轩辕(黄帝)一族的故事。从历史的角度讲,黄帝的有无值得商榷;从文学的角度讲,黄帝是中国人无可辩驳的祖先代码。还有那位“举世混浊我独清”的屈原,也出于司马迁的挖掘。一句话,倘若不是司马迁,也就没有屈原;没有屈原,今天的中国人就少了一个传统节日端午节。至为重要的是,没有司马迁,中国的远古史,简直不可想像。因为有了司马迁,后世中国人才得以骄傲地说,中国历史下上五千年。你知道吗?这五千年的历史,最难书写的前三千年,就出自司马迁之手,而且那是引人入胜的具有文学笔法的历史。在这里,我们无论用怎样的语言,来赞赏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都不过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更合适、更恰当的语言来彰显司马迁对历史的贡献,生怕那词俗了、艳了,降低了只有他才拥有的名分。

㈡后典作家

后典作家的作品也有个共同点,即以述为主。就是说,通过历代作家千年的努力与探寻,终于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即以讲故事为主(诗词盛秋的唐宋不在此例,但这一领域对历史有所贡献的,首推白居易与李清照,余不多赘),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了。中国的古典小说盛在明清,下面,我们仅选取这两朝的三位文学家,来谈一谈他们对历史的贡献。

明·兰陵笑笑生  如果一定要让我从二十余部后典作品中,选出两个作家,那么在忍痛割爱之下,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明朝的兰陵笑笑生,以及清朝的孔尚任。这是后典作家群中,不可多得的两位伟大的顶尖作家。先说兰陵笑笑生,后人读他的《金瓶梅》,多以“淫”字当头。这实在是一种误读——误读了书,也误读了作家本人。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你难道没有被《金瓶梅》庞大的叙事结构所震撼吗?你难道没有被兰陵笑笑生的写作技巧所震撼吗?你难道没有被兰陵笑笑生痛斥专制的胆量所震撼吗?

中国帝制以来,第一个用小说系统而公开地抨击专制、揭露黑暗的,就是兰陵笑笑生。从中央政府的总理,到各部首长,再到省、府、县,兰陵笑笑生串各级官员就如串蚂蚱,一一写来,环环相扣,写总理的确就是总理,写部长的确就是部长,写省长(巡抚)的确就是省长,写纪委书记(监察官)的确就是纪委书记,写县长的确就是县长,写军事首脑的确就是军事首脑,写司法所长的确就是司法所长。一句话,军政司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兰陵笑笑生所不写的,他写各路官员怎么贪赃枉法;他写京官莅临地方怎么吃喝嫖赌;他写钦差视察地方怎么戒严扰民;他写总理过生日全国各级官员怎么祝寿;他写司法所长西门庆一妾之死全县如何祭之……那真是写谁是谁,出首见尾,数百人物,一丝不乱。相比之下,曹雪芹简直是相形见拙。

兰陵笑笑生通过他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事实,即专制集团的本质就是贪污集团。贪污的结果就如西门庆个人的结果,糜烂而亡。自秦以降,不同标签下的专制集团,走的全是这条老路。兰陵笑笑生可谓是总结前人,预测后世,全让他说着了。兰陵笑笑生这么伟大的一个作家、《金瓶梅》这么伟大的一部作品,不为后世所正面接触,想来从作家到作品,一定触动了各路专制集团的神经。文人更是胆战心寒于专制集团的文字狱,大都闭口不谈《金瓶梅》。这一来,针针见血的《金瓶梅》,反倒不如儿女情长的《红楼梦》有影响。说起来,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滑稽而又荒谬的事。

清·孔尚任  《桃花扇》是孔尚任十余年心血、三易其稿的智慧结晶。我前面说《桃花扇》是中国最伟大的两部文学作品之一,就在于它的史诗性和思想性。人们看《桃花扇》,就如看《金瓶梅》一样,注重的也是男女情事。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有两条主线,一是政治的亦即官场的,一是欢爱的亦即情场的。情场不过是这两部文学作品的调和剂和烟雾弹,作者的真正意图,尽在前者,即揭露专制政治的丑陋。

一部《桃花扇》,主角看似秦淮名妓李香君,孔尚任实际所要鞭打的却是南明政要。大家知道,在清兵的追击下,明朝人马一路南逃,溃不成军。外族入侵,兵临城下,中国军政要人除了像史可法那样的极少数人外,抵抗者寡,多把精力放在了发国难财和享乐上。南明皇帝登基,发出的第一号政令是,采选美女;第二号政令是,征集春药。孔尚任的精彩之笔,处处可见,我们无法一一载录。这么说吧,孔尚任看待世间的一切,针针见血。记得我在前面,所给予兰陵笑笑生的评价,也是这四个字。

尤为可贵的是,《桃花扇》本身就是一部文人视野的正史。就像孔尚任自己在“桃花扇凡例”中所说的,“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托。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换句话说,《桃花扇》中的历史事实,全有文献可查。作家搞创作就怕这个,在原有的历史事件基础上,去从事二次创作,一有禁区,二难突破。总之,束缚太多。孔尚任却驾轻就熟,他用文学的形式还原了历史。在他来说,创作无禁区(他因此而被康熙罢黜官职),作品也就有了突破;人们记住了《桃花扇》的同时,也记住了那段并不显眼但教训深刻的历史。这是孔尚任的能耐,也是他对历史的贡献。

清·吴敬梓  我不是太情愿地把吴敬梓拉入这个行列,但又实在找不出后典作家的第三位。筛来选去,就他吧。吴敬梓的贡献,历史方面倒在其次,占居首位的是其文学影响。也可以说,他带来一场小小的文学革命——自吴敬梓开始,中国古典文学,便走上了以讽刺为主的道路。仅以模仿《儒林外史》为主的文学作品,就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等等。先不去讨论这些模仿之作的优劣,仅凭开一代讽刺之风气,这贡献就是非凡的。影响所及,后来又出现了谴责小说,如《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等。晚清至民初,中国文坛派生出一个文学新品种——杂文,并造就出一代杂文宗师鲁迅,推想开来,与吴敬梓及其影响下的文坛不无关系。

但我们又不得不说,除《儒林外史》外,其他作品,也仅仅以模仿为能事,我们很少看到作家个人素养、思想等方面的体现(刘鹗的《老残游记》尚属有个性的好作品)。《儒林外史》采取的是松散式写作结构,其他作品就连这缺点也照搬不误。比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我翻开这部小说,迎头就是一幅乱哄哄、无头绪的画面。再加上人物对话里的吴语,就越发使人头疼难耐了。

本章到这儿就结束了,总结下来,前典作家和后典作家,我各写三人。不意发现,前典作家行列里有个孔丘,后典作家行列里有个孔尚任;他们的血缘关系是,孔尚任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两孔血脉同出,文脉相传,实属难得。又发现,在文化的影响力上,后典作家,远不如前典作家。而前典作家中,最能影响中国人的生活的,要数孔丘。这当然有汉武当局的推波助澜,但我们想想,汉唐当局也曾经推崇过李耳,他为什么没有像孔丘那样成为中国人的万世宗师呢?至少说明,孔丘的《论语》比李耳的《老子》,价值观上更具普适性。也因此,两千多年的时光,它一路摇摆而来,中国人代代相传,不遗不弃。孔丘的影响深入人心,孔丘的贡献超越时空。故而,中国人每每尊称他为孔子,意思就是:孔先生,你好啊!进而,孔子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精神符号。

(选自魏得胜著《历史深处话名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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