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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刘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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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选拔工农干部能否防止腐败  

2013-04-12 11:56:11|  分类: 历史真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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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拔工农干部能否防止腐败

              丁东

防止官员腐败,历来是治国的难题。从三反五反到四清社教,毛泽东作过各种尝试。到了文革当中,他又想用提拔工人农民进入国家领导核心的办法,体现他的反修理想。山西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本来是张春桥引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却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毛泽东一度安排他当自己的接班人,在中共十大提名他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当时,这些从基层提上来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享受高工资。吴桂贤原来月工资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还是67元2角。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陈永贵原来没有工资,在大寨挣工分。大寨每个工1元5角,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继续挣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陈永贵在消费上也比较克制,接见外宾收到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小礼物,他都上交。而王洪文原来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并没有量入为出,自我克制,而是利用职权,鸟枪换炮了。王洪文爱打猎,爱钓鱼,爱看电影过路片,爱请客。1974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就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一次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厨师做中餐,一次是把锦江饭店的名厨调去做西餐。上海方面也给王洪文生活补助,具体数量,连市委书记徐景贤都不清楚。徐景贤1975年3月10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了王洪文一状。信中说:“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字,并说是洪文同志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徐景贤提到的“敬标”是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马老”是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捕以后,搜查者从他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都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大概是1976年1至10月份的,总共一千来元。当我们清查他从上海带来的那个警卫员的房间时,在废纸篓里也发现一个未拆开的信封,同王洪文装钱的信封一样,是上海同一个单位发的生活补贴,只不过钱比王洪文的少,每月有15元。”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以后还从他的办公室酒柜里发现不少整瓶茅台酒。当时的茅台酒在市场上买不到,价格也相对较高,1瓶6、7元钱。王洪文一个月工资只够买10瓶酒。但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甚至说:“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当时对官员公款吃喝限制很严。但王洪文找到了变通的办法。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回忆,王洪文安排他在工总司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产品,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执掌这方面大权的马振龙,也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

与工人造反出身的高级干部相比,反而是文人造反上去的高级干部警觉性较高。据曾经辅导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理论学习的王绍玺回忆:“王秀珍见经常参加学习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冯国柱和张敬标都到了,拿出一条很漂亮的腈纶毯展示说:‘这是某工厂试制成的新产品,陈阿大送来的,请领导试用,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进。’她显然担心我外传,又说:也给王老师一条试用。马天水摆摆手:‘我们懂什么,不要试用。’徐景贤趁机说:‘试用,还不就是无偿占有,化公为私!我们试用了,下面就会有很多人伸手。我看,是有些人自己想试用,让我们带头,做他们到处伸手的借口。听说,陈阿大他们试用、试吃的小动作不少。革命不是为了谋私,这个风一定要刹住。马老的意见对。新干部更要廉洁奉公。’徐景贤这么一说,王秀珍立即转弯,表示把毯子退回去,好好训一训陈阿大。”

     由此可见,工农出身并非预防腐败的保证。自上而下地提拔工人农民进入领导班子,并不能预防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论什么出身,只要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力,都有导致腐败的可能。要想医治腐败,还得采取官员财产公开,开放舆论监督,领导人由公开竞争选举产生等国际通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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