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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龙的博客

济南刘铁龙

 
 
 

日志

 
 

【转载】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2013-02-06 12:20:15|  分类: 以史为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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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经济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自己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始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得接着面对。拖的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最终会败得非常难看。

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的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                           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的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                                  张鸣

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更加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由太平天国采用的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䜣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甚至奕䜣还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证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䜣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䜣,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䜣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的头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之后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的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矮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要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的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的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经济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自己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始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得接着面对。拖的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最终会败得非常难看。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的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的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张鸣 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更加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由太平天国采用的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䜣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甚至奕䜣还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证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䜣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䜣,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䜣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的头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之后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矮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要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的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60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100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经济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自己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始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得接着面对。拖的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最终会败得非常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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