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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龙的博客

济南刘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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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专制主义是否塑造了流氓品格(转)  

2013-02-19 11:58:43|  分类: 中国特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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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与治理者,这叫文化的规定性。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旦进入循环怪圈,政治体制和国民性之间更多的时候是“鸡生蛋,蛋孵鸡”的关系。专制政治体制下是否一定会造成流氓心理和流氓文化?
        专制体制和国民性之间一旦进入“鸡生蛋,蛋孵鸡”的长期恶性循环,专制主义必然造就或大大强化种种诡诈阴暗的政治性格和文化心理,这是古今中外普遍的现象,也是政治学总结出的基本结论。专制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邦雅曼·贡斯当叙述专制权力如何通过纵容诡诈政治行为或权术而摧残社会道德的:“花言巧语留下的破绽将不得不靠强制去弥补。当局不得不去收买贪婪之徒以瓦解普遍的反抗。我们会看到jian谍和密探受到鼓励和奖赏,他们是制造人为责任与犯罪的永恒的bao力资源。我们会看到,为所欲为的打手如猛犬一般,从城市到乡村,追捕那些从道德与人性来说都是清白无辜的逃亡者。我们会看到,一大批人已习惯于践踏法律,随时准备犯罪;另一批人则因为专靠同伴的不幸为生而臭名远扬。他又指出,专制统治使道德的败坏在整个民族中迅速地蔓延:“专横的quan力毁灭道德,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德·彼夫说,在受到瘟疫袭击的城镇中,道德会出现突然的堕落:垂死的人掠夺垂死的人。专横quan力对道德的影响,就像瘟疫对人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抛弃同命相连的受难伙伴,每个人都会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生活中的契约。” 

 应该说,首先是西方思想者指出专制主义极大地塑造了国民屈从迎合于威权的卑劣性格,贡斯当说:“谁会看不到,一个政府越是bao虐,心怀恐惧的公民就越是会急忙热情地向它表示敬意?”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指出,正是专制压迫下的那些受虐者,反而最具有对quan力的贪欲和实施bao政的欲望:“民主制度如果不在小事情上贯彻民主原则,而只在zhong央政府一级实行民主原则,则不仅不会保障政治zi由,反而会造成一种完全相反的气氛,致使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对统治权怀有欲望和野心。在一些国家,人民所渴望的是不受bao政的统治,而在另一些国家,人民所渴望的则仅仅是人人享有实施bao政的平等机会。个人总是习惯于受政府的监督和指导,那么民主制度在人们心中培养的就不再是对自由的渴望,而是对权力和地位的无限贪欲,人们的聪明才智就不会用在正经事情上,而是用来勾心斗角,争名逐利。”

 可见专制必然造就卑劣的国民品格,而对专制权力与病态国民心理之间互动关系的发掘清算,也是建立现代制度文明过程中有普遍意义的工作。

 我们中国人早从经验中体会到那种反文化和逆向性的伦理机制,《货殖列传》中说:“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而专制权力对这种逆向机制的强化更给人们日渐沉重的创痛。

 宋代思想家、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在《上光尧皇帝书》中,一针见血指出专制权力铸就了“上以利势诱下,下以智术干上”等使诡诈权术广泛蔓延的路径:伪长真丧,上下相蒙,莫肯致察,大吏弃置法令,小吏贪冒无耻,奸赃遍于郡县,元元无所告诉,意愁心结,思所以自达于上者,非智术利势无由也,于是亿兆之心交骛于智术利势矣!上以利势诱下,下以智术干上,犯法者不必诛,乱政者不必退,是非由此不公,名实由此不核,赏罚由此失当,乱臣贼子由此得志,人纪由此不修。天下万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可见即使在皇权天经地义的时代,人们对导致“亿兆之心交骛于智术利势”等病态国民心理的专制体制依然有所批判。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的四项成因之首,即是“专制政体之陶铸”。这是由于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者人,即其在社会上占优胜之位置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澌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    

 历史很是滑稽, 盗跖、张献忠等残暴之极者,被一些国民奉为神祇!甚至堂而皇之与掌管文化事业的文昌帝君同享香火、或有资格对“为忠为孝,为圣为贤”讪笑不已。从汉代人祭祀秦始皇以来这类现象的反复出现,不论是在文化史还是在国民心理的层面都值得深究。历史上靠残暴出名的董卓竟也被后来的国人立祠供奉。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董卓废汉少帝,另立和挟持汉献帝,并以帝王自居:自封太师位在诸侯王上,所用器物服饰的等级皆近天子;“其子孙虽在髫龀,男皆封侯,女为邑君。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他更任意奴使和辱骂诛戮百官大臣。所以称这样的人物为准专制帝王一点也不过分。事实上如董卓这样人物,其性格中的异常残暴凶恶,恰是由流氓文化与专制帝王情结共同塑造的。《董卓传》中记载:董卓“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以健侠知名。”可见其自幼在政治赌博场上投机的流氓性,甚至与原始王权(羌中酋长)都有关联。

 更关键的问题,今天登峰造极的共产极权制度还不仅许多大小董卓式的权势者如何将踩在脚下国家神器、草民性命、道德名教等等任意亵渎玩弄,而是在于这种一旦有了权力就可以恣意暴殄天下、就要以骑在弱势者头上扬威施虐而体现自己发迹变态的流氓加首长心理,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格——某人固然连半刻的首长也没有当过,但是他梦寐不忘的,依然是以首长的威势,是杀尽某些与自己偶有睚眦之怨的同类,是将失势者们的女人和财产统统抢来供自己享用。试想,这样的禀赋若无深刻的制度性渊源,又怎么会有那样广泛久远的影响?而如果未经过彻底的涤濯,一个民族的心灵又怎么可能从这巨大阴影中走出并迈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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