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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龙的博客

济南刘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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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浮华的平庸 春晚的“盛世悖论”  

2013-02-18 11:41:57|  分类: 艺术与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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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的平庸 春晚的“盛世悖论”

(2012年旧文)

         今年的央视春晚,虽然有不断求变的一面,但依然延续了近几年人们的失望,延续其日渐平庸的态势,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它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都算不上。加上今年又是中国农历的龙年,更加大肆渲染这种龙腾盛世的意象,远离了单纯意义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更难显示这个国家民众的真实文化与娱乐追求,沦为一台颂歌联唱的演出。

  整整走过了三十个年头的春晚,特征上形式大于内容、意义大于实质,并有着一套严格程式与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更像是一档改说为唱的晚七点整新闻联播,极力地想营造出一个盛世文化幻象。因此,它也成为一个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分析的文化标本,可以从中去窥视这个靠经济总量支撑的大国“盛世”下,其文化的存在状态。值得考问的是,这样的文化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症结?

  春晚渐行渐远渐平庸

  从1983年开始的三十个除夕夜,春晚俨然全国人民的一道大餐,春晚舞台成为一个最闪亮的成名场,有无数的人在这个舞台上一举成名天下知,一夜红遍华人圈,亦不知有多少经典从这个舞台流传开来。但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一切都已经属于过往云烟了,随着越来越多春晚的常客开始摒弃这个舞台,被盛情邀请的当红艺人,也会因为一个档期毫不纠结地拒绝之,它终于开始了繁花落尽,陈佩斯、宋丹丹、赵本山……一个个熟悉艺人的告别,让这个狂欢大餐难以开席。

  对照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发现,春晚是形式上越来越奢华铺排,但内容上越来贫乏,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相声小品愈发黯淡无光,味同嚼蜡,特别是相声已经彻底没落了,《巧立名目》、《打扑克》、《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牛大叔提干》等讽刺性强、批判性十足的作品,早已成为了绝唱。歌曲方面,除了一再过剩地推出颂词般的赞歌之外,很难再有传唱开来的曲目了。于是,幸福、和谐、红火、热闹成为永久不变的基调,《今天的幸福》、《好人就在身边》、《中国美》、《天下一家人》等等,放在每一届春晚,都政治正确与主题鲜明得令人窒息。

  自然,这样的变化,与这个年代的文化多元化有关,人们对于单一的、宏大的、主题先行的春晚,已经失去了兴趣。相反,在多元的竞争下,各种地方台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关注,诸如湖南台、浙江台、江苏台等跨年演唱会或音乐会,已经成为新的颇受好评的文化盛宴,而且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创意不断,噱头十足。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目的就是简单的娱乐,提供一份文化消费品而已,不会赋予过多的文化说教与赞颂。而充分竞争的非垄断的文化,促使它们只能不断地提供更为优质的节目,留住目光,停住遥控器。

  春晚则相反,近十几年来,它更成为了中国文化病症的集大成者:粉饰太平、高唱颂歌(在2009年南方大面积雪灾时,可以说“南方一片春意盎然”),脱离或落伍于现实,拾网络流行的牙慧,创新上大体都超越不了宋祖英与周杰伦式的混搭———仅仅是形上的创意,而没有真正的质变的创新。同时还将文化垄断进行到底,两三年前还不惧外界批评地扼杀了草根春晚的同时直播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批判力钝化,唯一的批判性就似乎只针对于中国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嘲弄与挖苦,还有地域讽刺(如故意说蹩脚的港台腔),作品呈现的价值观与思想性越来越存在问题。

  透过春晚这个最具典型性的文化案例,窥视那些浮华喧嚣的各类节目,以小见大可以发现,这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国家,除了经济之外,其实在这一场盛世里,盛产的只是平庸作品。中国当下的文化平庸乃至文化贫困,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文化环境之恶劣也是有目共睹,近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几起“郭德纲徒弟打人事件”,可最好地反映出社会大氛围对于文化的遏制效应与反作用。郭德纲这个相声界几乎是仅存的硕果,以决然不同于春晚那些相声的大胆犀利讽刺幽默的艺术取向与风格,一直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不出意外地都被痛打落水狗。特别是前年那次,还发酵出德云社被整顿、录像音制品被下架等匪夷所思的走向,而且连谁在背后使坏都不知道,迷雾重重,像是一部活生生的悬疑电影。在这样恶劣的文化环境下,本该有的理性批评变成了暴戾批斗,价值批判变成了道德审判。

  盛世背后思想的浮华

  盛世,一直是中国社会追求的国家终极目标,特别对于有着百年耻辱记忆的国度,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情结。但事实上,盛世在很多时候,也很容易滑入一种刻意营造的文化想象或幻象之中,因而往往遮蔽了太多的真实与危机。不仅如此,盛世的代价也同样值得反思,透过历史可以发现,一种“盛世悖论”的存在,即由“盛世”而导致文化或思想的平庸。

  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提到,“我在这一卷中特意设立了‘盛世的平庸’一节来专门讨论盛唐时代的思想”,“也许,有人对这种结论会感到不快,对于‘盛唐气象’的历史记忆曾经是我们自豪的遗产,不过从思想史上看,这种盛世无思想的状况,却真的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当深刻的启迪。”葛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详细地阐述了“盛世的平庸”之思想景况。“首先,知识在这个时代逐渐教条和简化。”“其次,思想也随着知识阶层的结构性变化而愈加趋向于装饰和表面。”

  葛兆光先生说道:“当主流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奇怪的现象:他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

  这些说法,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当浮华、赞颂、肤浅的言辞与节目成为雷打不动的主导性文化类型时,成为笼罩一切的指定主题时,这个时代就必然沉没了反对、藏匿了批评、抹杀了深刻,只剩下空洞、虚假、伪善、自我陶醉等等的堆砌,批判能力的钝化,思想性日渐萎靡,已经成为了以春晚为最典型案例文化节目与艺术作品的通病,构成了这个新的“盛世的平庸”。文化批判与批评力被阉割,让其成为了歌颂与粉饰色彩浓厚的政治修辞,文化创作很多时候沦为历史与现实的化妆术,促合成了中国如此的文化困境的根源,致文化持续发展前进的动力不足。

  重塑文化锐利批判性

  文化创作受到力量比较强的权力干预,以及被无形意识管制下的畸形与非健康发展,让文化的自由发挥空间,特别是文化的批判功能衰竭。在如此的文化体制的异化作用下,让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只能有几条空间狭窄的道路可走:“从了”(文艺作品中的只谈风花雪月莫谈国事)、“合谋”(赞颂与修饰)与“自杀”(与体制决裂,走向地下)。不敢否定与批判,是有形无形的文化钳制过多。

  文化在通往批判的路上受阻之后,往往选择向后转,大量古装宫廷出炉、透支名著、翻拍成风。而在向后路途上,又分出了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向上的庸俗),唱颂歌,虚假盛行,二是媚俗(向下的庸俗),肤浅化,娱乐至死。而这两条路都是文化后退同时还走下坡路的表现,从而走入价值观的误区与创新的死胡同。

  “盛世”更应戒骄,居安更要思危,重塑文化的批判性,才可能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文化强国。

  批判意味着反思,意味着否定然后超越前人的权威———而这正是创新的具体而且是唯一的表现。

  文化没有批判性,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停滞空间,无法显示自我更新与升级。文化必须有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才能走出自身困境。而文化的外围,也必需有一种可供文化生存的良好土壤与氛围,文化能够充分发展的根基,在于有无批判的宽容与自由环境。这就体现在它需要被批评,但不需要被批斗,需要被批判,但不需要被审判。

  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还源于文化选择与创造的自由,没有这个前提,则没有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艺术的任何奇葩都是表面的,它的浅层下面,却牢牢地根植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结构中,息息相关,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文化艺术上的问题。当然,就更不是领导关怀重视、加大投入就能促进文化发展,没有宽松的环境与最小化的权力干预,文化建设终将成为空想。文化领域是最不需要干预的领域,要推进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手不管,让文化有自由去竞争。

  而日渐式微的春晚,与所有那些宏大的、歌颂的、主题先行的各类晚会一样,伴随着鸡肋化的过程,不管是如何地浓妆艳抹,如何试图构筑一个盛世幻象,填满浮华、空洞、单调、歌颂的它们将最终沦为彻底的一出出意义微薄的仪式,离现实离观众将越来越远了,以悖论的形式,为这个“盛世”再添加了一把虚火,加剧了思想的贫瘠与文化的全面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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